首席记者陈永报道 提到贵州足球，“村超”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如今“苏超”成为了更热门的话题，但“村超”的脚步依然坚定：“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正在榕江如火如荼地进行，参与的有51支队伍，其中包括41支参加总决赛的队伍和10支参加友谊赛的队伍，这些参赛队伍是从全国赛的34个行政区、36个赛区、683支队伍中选拔出来的。

“苏超”正在不断扩展，带来了“赣超”“湘超”“川超”“汉超”等类似赛事。“村超”经历了横向发展，带动了国内一批各类型的“村超”，目前又在纵向发展，实现了全国性赛事的统筹，赋予这项赛事全新的发展模式和持久的生命力。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村超”——它是中国社会足球的一次变革：一方面与国家足球振兴发展政策相辅相成，这正是足球发展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真正实现了“足球+”，尤其是足球与文化旅游结合的赛事经济，这也是足球发展的未来方向，产业才能赋予足球真正的活力。

从业余联赛的整体布局来看：“村超”的前置赛事是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在全国近1/3县域推动的县域社会联赛，提升赛事则是“苏超”及全国各省市不断涌现的类似赛事，当然还有原本的俱乐部金字塔赛事体系中的业余联赛，以及其他特色业余赛事。业余联赛的复兴也是近年来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大亮点和动力。

但贵州足球，不仅仅是“村超”。

除了榕江“村超”，贵州足球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毕节“西部青训试点”（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始于2023年12月28日，全国共8个地区，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这是国家层面两大关键区域战略布局之一，另一个是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民间的榕江“村超”和官方的毕节“西部青训试点”，自然构成了贵州足球发展的两大亮点。在“村超”不满足于榕江的纵向发展构建全国赛的同时，贵州足球的发展也不止于毕节，而是以毕节“西部青训试点”为契机，引领贵州足球的整体进步。

贵州省建立了“一主四辅”的区域发展体系：以毕节为主，贵阳、遵义、黔南、黔西南等基础较好的地区为辅，推动足球发展。核心政策包括建设省、市、县三级青训中心，完善校园足球和青训体系。支持政策包括完善贵州省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等组织体系，制定《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方案》等“1+N”的政策体系等。

这样的布局，显然契合“西部青训试点”的初衷，无论是“西部青训试点”还是足球重点城市，以点带面都是必然的要求和方向。

8月12日，贵阳，气温21℃到25℃，而此时华北、华东和华南却酷热难耐。贵州的夏季除了温度适宜，还有一个特点：天气多云，阳光辐射较少。这种极为优越的天气条件，自然是暑假期间足球训练和比赛的最佳选择。

在不断发展和提升自身赛事体系的基础上，贵州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规划，即贵州自身的“夏训夏赛”赛事体系，将进一步升级为全国性“夏训夏赛”体系：包括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赛事体系，同时辅以与“冬训”相对应的全国性“夏训”。这个体系以贵阳为中心，辐射毕节、遵义、凯里、都匀、六盘水和安顺等地，贵阳到这些城市的高铁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

相关措施包括统筹规划训练场地和食宿保障，统筹安排赛事体系及交通出行，为家长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地方完全以比赛为主不同，贵州省的“夏训夏赛”依托优越的天气实现了“赛事+训练”的有机结合，更符合足球发展的固有规律。从贵州足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夏训夏赛”的全面铺开，必然会全面推动自身青训体系的建设。

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也是胸怀中国足球的整体构想。

在以两大亮点引领贵州足球发展，以“夏训夏赛”助力中国青训发展的同时，贵州青少年足球发展也在构建多重发展模式。

省、市、县三级青训中心正在全面建设；校园足球正在快速发展，体系逐渐畅通；社会青训机构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作为青训提升的重要手段，比如追风小将足球俱乐部便是由球员家长组建的，是一种新颖的社会青训机构发展模式；职业足球层面，贵州筑城竞技目前已经进入了中乙争冠组（冲甲组）。

西部足球发展的核心难题其实不在于体系，而在于教练员等优质人才的匮乏。在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过程中，贵州足球目前展现出了三种模式：其一，加速培养自身的教练员、裁判员及其他层面的足球人才队伍；其二，吸引优秀的贵州籍职业球员回流助力贵州青少年足球发展，例如向汉天便回到了母校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执教，曾经的专业足球运动员程隽龙在深圳创业后回到家乡投资控股贵州筑城竞技足球俱乐部，助力贵州职业足球发展；其三则是吸引优秀外地教练员助力贵州足球发展，比如追风小将足球俱乐部聘请了原天津权健和深圳队的教练员李继超担任主教练。

这就是贵州足球——始于“村超”，但不仅仅是“村超”；聚焦于毕节，但不止于毕节；统筹于贵州，但心怀中国足球。